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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歷己亥年(豬) 四月十九
 
不識廬山真面目——憶吳東儒教授
作者:林之鶴
發布人:admin 發布時間:2019/3/26 點擊次數:145016
 

吳東儒教授(1911.4.28——1996.8.1),字肖魯,安徽省樅陽縣義津鎮人。六歲起在家鄉私塾啟蒙,后到安慶就讀小學、中學,1928年入安徽大學預及理學院化學系讀書,1933年以優異成績畢業留校任教。1937年抗戰爆發,安徽大學停辦,他歷任國立八中師范部(湘西雅溪)、徽州女中、徽州師范、省立高等農校等學校任教,抗日戰爭勝利后安徽大學復校,他又重回安徽大學化學系任教,1950年隨校遷往蕪湖,1952年院系調整,將安徽大學農林學系遷往合肥,成立安徽農學院,而將安徽大學更名為安徽師范學院。1958年奉調合肥,加入安徽大學的重建,任教務長。1987年退休,后接受返聘指導研究生。歷任安徽省高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省科技協會常務理事、省環境科學學會副理事長、省生物學會理事長、安徽詩詞學會顧問等職。還曾任省民盟副主任、民盟中央參議委員、省政協二、三、四、五屆常委,全國政協六、七屆委員。

吳東儒教授長期從事有機化學和生物化學的教學與科研工作,學養深厚、知識淵博、治學謹、成果卓。在治學方面,他極其注重理論聯系實際,絕不因循守舊,而是銳意探索、勇于創新。20世紀50年代初,他在安徽師范學院任教時所編寫的《有機化學講義》,被高教部指定為全國有關院校的教材,因此而享譽高教1960年又在全國率先開設《碳水化合物》課程。1983年起招收“植物多糖結構與功能”方面的研究生,后來,有些弟子已成為國內外有關部門的學術帶頭人和專家。在多糖和真菌毒素研究方面成果尤為卓越,著有填補國內空白130萬字的《糖類生物化學》,以及《真菌毒素專輯》、《植物致病過程的生物化學與遺傳學》等七部專著,發表科研論文數十篇,在植物多糖方面的科研成果居于國內領先水平,為安徽大學爭得殊榮。1986年,安徽省科技協會為祝賀他從事科技工作五十年,贈于他“半世紀耕耘科苑,為四化余熱生輝”的鐵字橫匾。對此他是實至名歸的,也是當之無愧的。1990年國家教育委員會向他頒發了“從事高校科技工作四十年榮譽證書”,以示表彰。1991年入選《中國當代名人錄》。“春風滿座花如海,秋實連枝夕照紅”,就是對吳東儒教授執教58載的慶賀和總結,是對他在教學與科研上所取得的累累碩果的如實描繪。

1991年4月27日。吳東儒教務長在八十周歲時即將告別杏壇時,在安大為他舉辦的學術研討會上致謝詞時他十分謙遜地說:“……在教書育人的教師崗位上鍥而不舍地為社會主義建設做過滄海一粟的工作,但與國家給我的職位和榮耀不相符,與各位領導和朋友對我的嘉勉相差很遠,……”“盛譽之下,其實難副。”他在功成名就之后,還能如此謙遜質樸,如此虛懷若谷,真是難能可貴。

吳東儒教授出生于耕讀之家,幼承家學,但家境并不殷實。他在自傳中是這么陳述的:“我祖父是農村私塾先生,一生窮愁潦倒,宣統三年,我出生不久他就逝世了;我的名字是他起的,臨終前祖父寫了一副對聯作為遺囑:‘用戒爾曹,毋肖我庸,愿肖我讓;好勤業,秀者使讀,樸者使耕。’”其父“二十幾歲由小學教員考入南京兩江師范博物科,畢業后在桐城中學任教,后隨姚書節先生到北京正志中學教書,因徐樹錚賞識而漸露頭角。”

1917年,吳先生六歲那年隨母親從家鄉來到安慶讀小學,不久因病輟學回鄉,進改良私塾,接受啟蒙教育,背誦“四書”、古文,以此夯實了古文功底,因而他寫起詩詞來得心應手,并在這一方面很見功力。20世紀初期出生的老一輩先生們大都擅長寫詩填詞,但像吳先生對詩詞所具有的那般功力,尤其是在理工科的老先生中還是不多見的。試看他于1938年秋所作的一首詩:

抗日流亡在源陵

故都淪落萬民懸,異地為家又一年。

遙想蘆溝橋上月,朦朧猶照古幽燕。

在他的筆端呈現出他憂國憂民的赤子情懷和顛沛流離的苦難生活。

在政權易手后,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后,他激情滿懷,創作了許多優美的佳篇。

懷念赭山  1981年

赭山一別卅余秋,身似飄萍到處流;

多少春花冬雪夜,友朋歡聚小紅樓。

詩人在這首詩里,回憶當年在蕪湖赭山安徽師范學院校園里,朋相聚切磋的歡快情緒。

晚年的吳東儒教務長常以詩作與長聯自娛,樂此不疲。君不見他于1988年盛夏作長聯自娛,上聯記建國前舊游風光,下聯記平生愛好的詩詞。

   1988年盛夏

上聯是:離亂覽勝維艱,最難忘:潯陽月,洞口晨霜,浮渡夕照,嵩云晴嵐,苗寨春雨,武陵歸帆,匡廬夏霧,雅溪幽篁,岳麓看紅葉,牯嶺沐朝霞,鄱陽大王廟,沅江十八灘。

下聯是:老至讀書恨少,常愛誦:青蓮樂府,白傅琵琶,工部秋興,子厚田家,義山無題,微之悼亡,東坡赤壁,輛川桃源,方回青玉案,少游滿庭芳,易安聲聲慢,后主浪淘沙。

從僅舉幾例的詩與長聯,足以窺見他幾十年的勤奮好學,志趣廣泛,成就他為“我省教育界、生物界的一代耆宿”、“著名生物化學家、教育家”。

我與吳東儒教授僅有數次近距離的接觸,首次是在1965年。那是我畢業留校后的第二年。留校任助教的我,首先被派赴安徽壽縣參加“四清”運動。一年后歸來,未經“助”而被派往“教”了。而在我作為教書匠的第一課的課堂上,就發現在教室最后一排座位上早早就坐了一位兩鬢蒼白、半百以上的老先生,他面帶微笑,十分慈祥而專注的樣子,使我沒有感到什么緊張。再說,由于事先知道這個數理化系英語快班的學生大都在中學階段都學過六年英語了,我不敢有絲毫大意,事先就作了充分準備,對于凌渭民先生編寫的理科英語快班統編的英語教材的第一冊第一課《如何學習英語》(“How to Study English”)的課文能熟記背誦,詞釋義和課文中的難點、重點早已爛熟于心,加之在畢業前的教學實習時教的也是數理化系的英語快班的大三學生,導師巫寧坤教授對我的教學實習給予過充分的肯定,心中似乎有了些底氣,一堂課下來,并未翻看教本和備課筆記,課堂英語說得也頗流利,師生互動的課堂氣氛挺活躍。有時我看到后排的老先生微微點頭,由此看來,老先生對我的講課是滿意的、首肯的;再者,足見這位長者是很有英語水平的。后來才得知,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大學畢業不久,就譯就一本科技專著(因抗日戰爭爆發而未出版)。

一下課,我便快步走向老先生處,恭而敬之地問道:“老先生,請問您是哪個單位的?”他謙和地答道:“教務處的。”“老先生,我是新手,對我的教學請提提寶貴意見。”他面帶微笑而非敷衍地說:“很好!很好!”

事后,當我問及我大學階段英語啟蒙老師王思先生時,方知那位老先生就是教務長吳東儒教授。

顯然,我是太有眼不識泰山了,我竟然不認識這位德高望重的教務長先生。其實,我的無知也是情有可原的。大學讀書四年,開學典禮上未介紹過教務長,也未請教教務長給我們學生講過話,這在其它高校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遠的不說,就說吳教務長原先工作過的安徽師范學院吧(他當時是該院的副教務長),學生中有誰不知道當代詩詞大家宛敏灝教務長的?僅此一點,不能不說在那非正常的年代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安徽大學教授們的地位是何等不盡如人意,就連從不爭名逐利的吳東儒教授,在省里參加會議期間,在與當時的安徽醫學院(今安徽醫科大學)教授們的接觸中,也深有感觸地說:“安醫的教學秩序比較正常,很值得學習。”在后來的改革開放時期,他曾對時任安徽大學副校長的兒媳程慧霞教授語重心長地說:“安大要留住人才,吸引人才,不要搞派別,要抓科研,要做實事,要派有培養前途的青年教師出國深造。”他的話語可以說句句是箴言,說到點子上,處處點到關鍵處。這說明他對安大有多么深沉的愛。

吳教務長作為一名資深教授,對中青年教師,特別是青年教師在業務上成長的關懷是無微不至的。聽我當時教壇上名新手的課那么專注、那么仔細,給予了熱情的鼓勵是我親身感受到的一個例證罷了。其實他對后學們的關懷和提攜是不勝枚舉的、一以貫之的,他那甘為人梯的崇高精神更是有口皆碑的。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每次出席省或是全國性的學術會議時,他總是和與會的教授們建立起良好的私人關系,并通過這種關系為安大的青年教師,特別是安大生物系的青年教師搭建起業務進修的橋梁。1961年夏天,他到上海生化所訪問曹天欽先生,懇請曹先生接受安大生物系青年教師吳志芳參加“高級生化暑期講習班”進修。1963年夏天,他在上海華東社會主義學院學習,因患腎結石住高干病房,在此期間,結識中科院上海分院黨委副書記,兩人相處甚洽,于是他便請這位領導介紹安大青年教師李振華前往上海生化研究所進修。與此同時,他到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拜訪汪猷所長及其副手屠傳忠副研究員,了解國內外有關碳水化合物化學的研究動態,再次確認長期研究方向。這年冬天,他上書教育部,推薦吳志芳到中山大學化學系進修天然化合物化學。

改革開放后,他更是不失時機、不遺余力地促成青年教師到國內外進修,以利人才的快出成果、早出成果。一次,美國密蘇里大學副校長梅文博士率代表團來安大參觀,該校著名的醫學院院長和美籍華人任晃生博士在吳教授陪同下來生物系作“對口”參觀,并作學術報告,吳教授托任博士回美國后推薦生物青年教師黃汝多赴美留學。在出席學術會議時,他還是一如既往地與兄弟院校建立聯系,以便推薦青年教師前去進修,青年助教沈業壽和陳榮就是他通過這樣的機緣到南開大學進修的。總之,為了培養青年教師,他可以說達到了嘔心瀝血的地步。

更有甚者,他站更高,看得更遠,為了我省教育業有更大的發展,質量有更高的提升,他認識到安徽大學必須承擔更為繁重而光榮的任務,必須在質的方面有更多的提升和飛躍,這一見解可謂是具有前瞻性的,是具有高屋建瓴般的遠見卓識。于是,就在1984年春節期間,趁省委負責同志登門向他賀年的機會,他提出重點建設安徽大學的建議,為安徽大學抓住發展機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1987年,他從執教半個多世紀的教壇上退休了,還繼續發揮余熱,返聘后,又繼續擔任研究生導師,承擔科研課題,指導安大生化微生物研究所中青年教師進行藥用植物有效成分和活性分子結構的課題系列研究。同時,他又與安徽血吸蟲病害防治所達成協議,商討采用植物藥物滅螺事宜,成立研究機構,受到省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

自從他在1965年那次蒞臨課堂聽課我們互相認識之后,每次在校園中遇見時,我總是向他執弟子,他也總是熱情點首還禮,有時還駐足與我敘談片刻,對我指點鼓勵一番。即使在文革中那段非正常時期,在他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受到沖擊時,我們在校園里相遇時也是如此。如碰上有他人在場時,也是互致注目禮。處于逆境時,他絲毫也不氣餒,文革后,雨過天晴,迎來科學的春天,他在科研上成果迭出時,也從不趾高氣揚,還是那么低調如常,那么謙遜有禮,見人總是熱情地面帶微笑打招呼。他那溫厚的長者風范一直銘刻在我的記憶之中,使我終生難以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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